澎湃新闻记者 陈沁涵
【编者按】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太平洋海域突发9.0级大地震并引发海啸，巨浪夹杂着瓦砾残垣，瞬间吞噬了东日本沿海多地，随之而来的福岛核泄漏事故更是十年来笼罩在福岛县，乃至全日本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
3月初的福岛县气温低至零下，山上还有积雪未化，强震造成的滑坡断面像一处处伤疤，提醒着人们，东日本大地震虽已过去十年，伤痕依然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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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了，很多人淡忘伤痛，但灾难没有结束。”71岁的福岛居民中村顺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很想看到福岛恢复如初，但我可能活不到那个时候了”。
为了让更多避难者安心回归家乡，中村顺和一群年过古稀的老人自发聚集在一起，连续9年走遍福岛各地测量核辐射量，并定期在网上发布数据。他们发现部分地区的辐射影响至今没有减弱，这也意味着还有许多人有家不能回。
2020年3月11日，中村顺和同伴在福岛测量辐射量。受访者供图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9.0级地震并触发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当时，福岛县11个市、町、村下达避难指示，最多时有16万人撤离至县外避难。截至目前，福岛县仍有7个市、町、村是辐射量超标的“归还困难区域”（即禁止居民返回居住的区域），超3万人仍在县外避难。
福岛县避难指示区变化。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日本首相菅义伟今年3月6日在福岛视察时表示，为了让撤离至其他地区的福岛居民能够返回家园，政府将为改善环境提供支援。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二次来到福岛，“来到这里就是表明决心，政府将站在推动福岛复兴的第一线。”
在菅义伟6日视察福岛的当天，黑泽司作为灾害支援志愿者，正穿梭在当地家家户户的屋顶上，帮他们修理受损的房屋。他告诉澎湃新闻：“上个月7.1级地震让福岛再次受惊，尽管没有人遇难，近2000多户居民的房屋不同程度受损，都指望国家来救灾是不现实的。”
黑泽司（右一）3月6日在福岛县修理受损屋顶。受访者供图
黑泽司从事灾害支援工作超过30年，参与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救援，至今他仍在为没能挽救更多生命而耿耿于怀。“当时赶到一所小学搜救时，整个校园满目疮痍，几乎所有孩子都遇难了，我们没来得及实施救援。”他重复了很多遍“来不及”，一度语塞。
对于福岛在内的日本东北地区来说，防灾、减灾依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十年来，日本复兴厅为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复兴工作投入约32万亿日元预算，其中超过1/3用于住宅、防潮堤和道路建设，另外还涉及灾民支援、核电站事故处理、受灾地方的拨款等。
然而，日本广播协会（NHK）今年年初在东北灾区进行的民调显示，仅1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所在地方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53%的人认为“实际的复兴工作未达预期”。
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过去十年，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堆积如山，包括地区的复兴、再生，灾民的生活重建，核电站的废炉作业和核污水处理，“风评被害”（指因传言而受到损失）的应对等。“福岛复兴面临一场漫长的战斗。”
伤痛
2021年2月13日晚11时08分，福岛县郡山市居民青木淑子在剧烈摇晃中惊醒，“第一反应是东日本大地震的噩梦又来了”。
日本福岛东部海域当日晚间发生7.1级地震，未引发海啸。根据日本气象厅的声明，此次地震是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在过去十年中，这样的余震共发生了1.4万次。
在福岛居住了50多年的青木淑子对澎湃新闻表示：“上个月的地震让十年前的场景再次浮现（在我脑海里）——道路塌陷，建筑物开裂掉落碎片，人们焦急地跑向避难所，流浪的动物倒在路边……”她坦言，经历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几乎人人都保持着危机感，不仅是东北地区，关西和九州的居民也是如此。
青木当时在避难所住了整整五个月，和三千多人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日子，“人们挤在过道，楼梯和厕所前，焦虑感达到顶点。”灾后，她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富冈町3·11讲述会”，让人们分享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感触。
青木淑子和大家一起分享东日本大地震的感受。受访者供图
“尽管大多是痛苦经历，但这个伤疤捂着是不能自愈的，需要去反思。街道、设施可以重建，但这座城市中无法实际触及的历史、文化，一旦丢失就找不回来了。”青木说道。
日本复兴厅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东日本大地震及关联灾害的遇难者为15899人，还有2527人失踪。对于日本东北地区的许多居民来说，近年来的每一次地震都像是触发十年前灾难记忆的开关，那份痛历久弥新。
曾担任中浜小学校长的井上刚向澎湃新闻坦言，现在哪怕是小地震也很担心海啸，不安感不由自主地袭来。中浜小学位于福岛县和宫城县的交界处，距离海岸仅400米，十年前井上的果断决策拯救了90个人的生命，因而被许多人称为“英雄校长”。
井上回忆，当时电视播报海啸10分钟后到达，中浜小学全员撤离到避难点需要20分钟。别无选择，只能立即组织所有人上二层教学楼的屋顶避难。
在井上的带领下，所有人集中到了屋顶仓库，“因为离海岸非常近，肉眼可见巨大的波涛迎面扑来，一共有四波，海浪的高度几乎和教学楼差不多高，我们险些被卷走，学校就像是汪洋中的孤岛。在直升机到来前，所有人忍耐着不安和恐惧过了一整晚，（但）表现得很冷静。”
中浜小学教学楼外墙上贴着的东日本大地震海啸浪高标识。受访者供图
中浜小学现在已成为震灾遗址，教学楼顶层外墙上贴着“东日本大地震海啸波及高度”的标识，楼内被毁坏的设施也原样保留。井上说：“建筑物可以加固，海岸可以建造防潮堤，但是最重要的是人们内心对灾难的警惕。”
相比地震和海啸，给人们带去更多未知恐惧的是核灾难。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全厂停电，水泵无法运行，不能继续向堆芯和乏燃料池注入冷却水，继而导致堆芯的核燃料熔毁。这成为全球继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的最大核事故，事故的等级提升到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发布的国际核事故评估标准最严重的7级。
“（我当时）从广播中听到了福岛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的消息，之后几天坏消息接连传来，福岛第一核电站1、3、4号机发生氢气爆炸。那时候意识到问题太严重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教授林铭章曾在日本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任职过一段时间，福岛核事故发生时，他正在日本茨城县北部的东海村主持会议，“我用手机软件查询后发现，东海村的辐射量已经上升。”
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机组发生爆炸。NHK视频截图
日本内阁府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干事当时通过邮件，向多国核能专家发送有关核事故的最新进展，林铭章也收到了邮件。他介绍说：“机组爆炸后，很明显有放射性物质泄漏，几天基本就可以推断出反应堆堆芯融化。”
然而，核事故发生后，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东京电力公司一直称该电站反应堆“堆芯损伤”，两个月后才首次承认“堆芯熔化”。之后，进行调查的第三方检证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时任东京电力公司社长清水正孝指示不要使用“堆芯熔化”一词。
随着事故调查的深入，核事故的更多内幕浮出水面。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早在2008年，东电的长期评估报告就指出核电站有海啸冲击的风险。当时计算得出结论，福岛第一核电站南侧最高可能发生浪高15.7米的海啸，东电高层听取了这一报告的汇报，但并未采取应对措施。
东电前会长胜俣恒久、前副社长武黑一郎和前副社长武藤荣三人2016年因“业务过失致人死伤罪”被强制起诉，经过漫长的审理，东京地方法院于2019年9月宣判三人均无罪。无罪判决引发许多福岛市民的不满，他们举着“不当判决”的标语在东京地方法院外进行抗议，但无济于事。
核事故造成数以万计的福岛民众被迫离乡背井，这十年来，日本全国各地福岛核事故避难者共发起约30起集体诉讼案，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截至今年2月，只有两起案件的判决认定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均负有责任。
核事故不仅给福岛和当地居民带去伤痛，对日本这个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难以抹平的创伤。在财政方面，日本经济产业省2016年的报告显示，核事故的总体处理费用总计21.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万亿元），民间智库“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19年的研究报告预计，最多将需要81万亿日元。
此外，日本的国际声誉也因这场灾难而连连受损。事故发生之初，国际原子能机构批评日方未能做好核电站的安全保护措施。随后，日本政府在核电站信息公开方面再次受到质疑，海外媒体和环保组织称其淡化辐射影响。去年，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方案又在国内外激起一片反对声浪。
福岛核事故长久牵动着日本的“敏感神经”，后续处理难题接踵而至。
挣扎
家族三代都是渔民的小野，在福岛县的钓师浜渔港忙活了近40年，出海捕鱼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也是大家庭的唯一收入来源。“核事故发生的前两年，整夜整夜失眠，睡不着便在港口凝视海面。这片海只有渔民来守护，但没人倾听我们的意见。”
小野的出海渔船。受访者供图
小野向澎湃新闻介绍，福岛海域渔业资源很丰富，核事故发生前，他每周平均出海6次，主要捕捞扁口鱼、鲅鱼、银鱼、章鱼，而现在一周出海3次左右。他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每天出海捕获更多水产品，售价可能会更低。当福岛的食材和其他地方的产品放在一起出售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福岛吧。”
核事故后，福岛县近海的大规模捕鱼被叫停，直到2012年6月，福岛附近部分海域针对特定鱼种的试验性捕捞开启。而从去年2月25日开始，福岛县全面解除了鱼类上市的限制。小野和当地渔民似乎看到了渔业复苏的希望，眼看着水产品的价格在慢慢上扬，干劲也越来越足。但政府的核污水处理计划犹如晴天霹雳，让他们不知所措。
福岛渔民们夜间捕鱼。受访者供图
由于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水储存罐的容量预计在2022年秋季达到极限，去年10月，日本政府拟定将污水稀释后排入太平洋。此举遭到农林水产业从业者的反对，渔民的抗议声颇高。
“（我）真的非常沮丧，即使核污水达到安全标准，但消费者不会买账。水产卖不出去，这对渔民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小野说，他自己年纪大了可以靠积蓄生活，但年轻渔民不得不另寻谋生之路，这意味着福岛的渔业将走向没落，后继无人。
日本共同社3月4日报道称，在受灾严重的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三地，十年来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成员减少了24.4%，而且渔联成员的平均年龄上升，培养继承者的工作停滞，前景不容乐观。如果核污水排放入海，渔业将进一步受到打击。
目前日本政府还在考虑核污水的处理方案，菅义伟3月6日在福岛时重申，将尽快做决定，但并未给出明确期限。该决策受到多国关切，尤其是韩国多次呼吁日方公开核污水处理的相关信息，还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展开调查。
“那些政治家根本不能体会我们的痛苦。”对于政府计划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计划，小野感到非常愤怒。他说，现在每天都担心捕获的鱼被检出辐射量超标，但坏消息还是来了。
日本福岛县渔业联合会2月22日在该县海域进行试验性捕捞时，发现带有铯的放射性同位素的一种黑鱼，学名为“许氏平鲉”。经检测，其体内的放射性铯含量达到每千克500贝可勒尔，日本对食品中放射性物质含量的标准是不超过每千克100贝可勒尔。
许氏平鲉资料图。富士新闻网 视频截图
福岛县渔业联合会的渡边2月27日对澎湃新闻表示，这一事件属于“特例”，辐射量超标的鱼可能来自处于封锁状态的福岛核电站港湾，联合会已停止该鱼种进入市场。
谈及福岛渔业的恢复情况，渡边表示，目前福岛附近海域的渔获量正在上升，但与核事故前的水平还相距甚远，所有鱼类都会接受辐射量检测，符合国家标准后上市。目前福岛水产销往日本39个都道府县，价格与其他产地的鱼类同等，但销量并不理想。
日本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副教授五十岚泰正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风评被害”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使福岛产的食材没有安全问题，人们也担心核污染影响而对其敬而远之，这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鱼龙混杂的信息对人们造成误导。以往福岛人会把一些高级的水产品作为礼物送给东京的朋友，但是核事故发生之后，就再也不会了。
五十岚泰正指出，日本国内对于福岛食材安全性的担忧正在减轻，拒绝福岛食品的人其实不占多数，但并没有太多日本人抱着支持灾区的心态购买福岛食材，因为日本灾害频发，“支持灾区”这样的口号几乎每年都在喊。而现在，外界对福岛产品的评价与核污水排放问题休戚相关。
抛开外界评价问题，从科学性来看，福岛核污水排放入海的危险性有多大？东电公司表示，核污水中包含63种放射性物质，除了氚利用通常方法难以去除，余下的62种放射性物质均可通过ALPS（多核素去除设备）将其浓度降至标准线以下。至于氚的处理，东京电力公司称，将会把氚的浓度稀释到日本国家标准的1/40，在处理水缓慢地流入大海后，氚的浓度会进一步降低，因此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
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海洋化学家肯·布塞勒曾多次前往日本，研究福岛核事故对海水造成的影响。他对澎湃新闻表示：“我对核废水中的氚并不感到担心，因为氚是危险性较小的放射性核素，所有核电站都被允许向空气和海洋中释放氚和其他同位素，只要其含量符合标准。
让布塞勒真正担心的是核污水中的钌-106、钴-60、锶-90，它们的浓度从数量级来看低于氚，但是每个核污水储罐中含量不同，而且这些放射性同位素在海洋中的行为模式和氚不同，更容易融入海洋生物区和海底沉积物。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德国办公室核问题专家肖恩·伯尼也持相同观点，他告诉澎湃新闻，核污水即使经过处理，其中还有碘-129、锶-90、钌-106等放射性元素，其中一些元素浓度如果过高可能危及生命。
布塞勒建议日本采取“现场储存”（storage on site）的方式处理核污水，即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之外设置更多储存罐。氚的半衰期约为12.3年，储存60年之后，其衰变率将超过97%。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政府工作组曾在2016年提出五种处理污水的方案，包括地下掩埋、以蒸汽形式释放等，但之后分析发现将污水稀释后排入大海是所有可行方案中花费最低、也是最快的方式。
共同社2月的调查显示，东日本大地震海啸和福岛核事故重灾区岩手、宫城、福岛三县的42个市、町、村长中，接近88%的受访者对排放核污水入海可能导致的日本形象受损而感到担忧。
针对核废水处理问题，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表示，一方面将在当地开展有关氚的科学信息普及，让民众对此有深层次的了解；另一方面，希望国家针对核废水的“风评问题”采取具体措施，“考虑各方意见，慎重决定应对方针”。
在日本政府的灾后核相关政策下苦苦挣扎的，除了国家形象与福岛“风评”，还有那些回不了家的普通人。
回家
“回不去的地方叫家乡。”
至今仍然在外避难的3万多福岛人对这句话有着深切的体会。
福岛灾民的避难地域分布。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在福岛县南相马市，中村顺是周围人公认的热心肠，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避难者都安心地回到家乡，让此地的烟火气再次升腾。“近年，政府不断解除避难指示，推动居民回归，一方面我们很高兴，但也对辐射量心存怀疑，很多人不敢回家。”
2011年核事故造成大范围的放射性物质扩散，当年3月至4月，福岛县连续下达避难指令，福岛第一核电站方圆20公里之内被设为“警戒区”（禁止进入），还有辐射量较高的“计划避难区域”（可进入，原则上禁止居住）和“紧急时避难准备区”（可居住，需做好避难准备）。经过这些年的除污工作,“禁区”的面积从1000多平方公里缩减至337平方公里，后者占全县面积的2.4%。
根据日本环境省的规定，解除居住限制的条件是空间辐射量低于每年20毫希沃特（mSv/yr），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齐全，且与居民进行充分的协商。2014年日媒曾报道，政府计划解除福岛县田村市都路地区的避难指示，但当地的实际辐射量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这被批评为强行让灾民回家。
中村顺对澎湃新闻表示，“政府仅在有限的测试点测量辐射量，数据不能令人信服，于是我们决定自己测测看。”从2012年10月，中村顺和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组建了一个名为“福一（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环境放射线监测项目”的志愿者组织，连续9年在福岛各地测量辐射量。
2014年4月“福一周边环境放射线监测项目”的成员在福岛南相马市测量住宅周围的土壤辐射量。受访者供图
“我们发现福岛多个地点的土壤辐射量超过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所制定的移居标准，但是日本政府已经解除了这些地区的紧急避难指示，这真的非常危险。”中村顺和其他志愿者利用企业赞助的测量仪器，在森林、山地、街道等不同地点开展测量工作。他指出，土壤的辐射量相对于大气中的辐射量没有明显下降，如果居民要回归，可能还会进行农业耕作，这势必受到辐射影响。尽管许多农作物受辐射的影响已经降到非常低的程度，但蘑菇和山菜是特例，在这上面检测到的辐射量仍然很高。
日本国立森林综合研究所的报告指出，核事故发生后，有75％的放射性的铯立即吸附在树叶和树干上，之后被雨水冲走会吸附在土壤中，土壤中的铯则会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之间循环，而福岛县的多数山丘和森林并不在核污染清理的目标区域内。
在与中村顺交谈时，记者多次称其为志愿者，他突然打断对话说：“其实，我们根本算不上是志愿者。一般人们都会怀着感恩的心对待志愿者，而我们经常遭遇冷眼。当我们把测定的数据制作成图表，拿到市役所（市政部门）印刷时，政府工作人员一脸嫌弃，脸色非常不好看。他们认为国家正致力于解除避难指示区，让居民早日回归，而我们测定辐射数据是在阻碍居民返乡，拖国家的后腿，但我们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想让大家安心回家。”
不过，让中村倍感欣慰的是，他们测量的数据作为辐射参考证据提供给福岛居民，帮助居民打赢了几个官司，获得了补偿。“非常鼓舞，至少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当问及辐射测量工作会持续多久时，中村说，“至少再坚持五年吧，政府的除污不彻底，我们很难真正安心。”
“绿色和平”近日发布的《福岛2011-2020十年核辐射调查》报告称，日本政府设立了840平方公里的“特别去污区”，去污工作多年来进展缓慢，目前仍然有85%的面积存在放射性污染。
“尽管除污进度有限，日本政府仍在推进解除避难指示区，在与国民沟通时歪曲放射性污染还在持续的实情，使居民和除污工人处于危险之中。”“绿色和平”日本分部气候变化和能源项目负责人铃木（Kazue Suzuki）对澎湃新闻表示：“不幸的是，十年过去了，日本政府的做法未改。”
福岛空间辐射量变化。澎湃新闻 龚唯 制图
毋庸置疑，核事故的阴影还将长久地投射在福岛这片土地。林铭章指出，放射性影响的关键在于除污的进度。例如重要的核裂变产物铯-137和锶-90，它们的半衰期都在30年左右。因为核素经历10个半衰期后就会衰减99.9%以上，那也意味着，如果让铯-137和锶-90置于环境中，需要300年才能完全消除影响。不过，这是纯粹从数据上来计算的结果，不代表对人体健康和土壤环境的危害也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2014年NHK拍摄了一部名为《13万核电站避难者的选择》的纪录片，镜头记录了一个又一个因核事故而被迫撤离的避难者，年轻的家长担心孩子健康而不敢返乡，年长的老人想迁居却无力购置房产,还有为了生计的中年人和家属两地分居……
NHK纪录片中避难者说：“即使回去也无法生活”。
针对被迫疏散至福岛县外避难的居民，东电公司给予了他们精神和财产损失赔偿及就业、迁居等方面的补偿。东电今年2月的报告显示，对疏散居民长期支付的赔偿金总额已达9702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804亿元），预计今后还将继续增加。
此外，日本政府还在福岛、岩手和宫城三县建设了近3万套“灾害公营住宅”，供避难者入住。据时事通信社日前报道，由于多数年轻人远走他乡，公营住宅的居住者中四成为65岁以上的老人。截至今年2月，福岛县解除避难指示的地区居住率仅为31.8%。
日本灾民支援组织Fuainet的事务局长大里千惠子对澎湃新闻说，很多人因为来自福岛且领取赔偿金而遭到歧视，避难者们习惯于疏离人群、与世隔绝。“一场核事故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工作、友谊和人际关系网络，许多人患上精神疾病，他们的心灵创伤难以愈合。”
根据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去年11月发布的调查，因核事故而撤离原本住所的灾民收入和就业状况普遍恶化，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在下降，只有26%的受访者想要重返家园。而且，六成灾民正在“自主避难”，由于他们的住所不在官方划定的避难指示区内，属于自愿撤离，因而不能得到政府的住宅支援，无法入住公营住宅。
对于避难者支援，日本复兴厅广报班（公关部门）的安田国彦对澎湃新闻表示，对于那些长期避难的民众，支援他们迁居“灾害公营住宅”等重建生活的工作一直在推进，此外政府还致力于为他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援。
“十年过去了，避难者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大幅改善。”大里千惠子叹息道，如果他们心里过不去这道坎，生活永远无法恢复正常。
复兴
“没有福岛复兴就没有东北复兴，沒有东北复兴就不能实现日本的重生。”菅义伟3月9日在首相官邸的会议上表示，灾区复兴将继续作为政府的重要工作事项推进。
两周之后，东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在福岛县开启，东京奥组委将奥运圣火取名“复兴之火”，这一届奥运会也被冠以“复兴奥运”的主题，希望以此帮助以福岛为中心的日本东北地区复兴。
“政府以灾区复兴为口号向全世界宣传东京奥运会，想要给人们一种印象——福岛核事故已经结束。但事实上，福岛没有复兴。”中村顺反感于政府将奥运会和灾区复兴捆绑宣传，在他看来，奥运会对福岛复兴毫无作用，只是东京获利而已。
和中村顺想法类似的日本民众不在少数，日本时事通信社去年11月展开的民调显示，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受灾者中，64%认为东京奥运会对灾区复兴无用。
“圣火传递途径的那些地方建设得特别美，但大多地区的除污工作都不彻底，辐射量仍然很高。”为了用事实说话，中村顺带领“福一周边环境放射线监测项目”的成员发起了一个新计划，检测奥运圣火途经地周边的土壤辐射量。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他们马不停蹄地在福岛县的富冈町、楢叶町、饭馆村等9地的69个地点进行测量工作。
中村顺和志愿者一同发布的东京奥运圣火传递沿途辐射量报告。受访者供图
他们的测量结果显示，在所有69个地点中，60%以上的辐射剂量率高于每小时0.23微希沃特（μSv/h），有除污的必要。圣火途径的饭馆村一处地点辐射剂量率达到每小时0.85微希沃特，也就是说当地居民一年时间所受的辐射量约为7.5毫希沃特（mSv），是正常标准的7.5倍。（注：国际基本安全标准规定公众每年可接受的辐射剂量限值1毫希沃特）。
“不要再说什么复兴了。”中村顺说道。
当问及民意对“复兴奥运”的质疑，日本复兴厅广报班的安田国彦向澎湃新闻表示，“我们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的契机，在国内外宣传灾区的自然风光，吸引游客到访。也希望通过奥运会让更多人了解灾区重建的现状，对其有正确的了解。”
福岛县真的复兴了吗？当把这个问题抛向多位当地的民众，答案多为否定。青木淑子说：“如果不带个人情感，只能说可以感受到福岛朝着复兴的方向努力。”
福岛县知事内堀雅雄对澎湃新闻表示，安心进行福岛重建工作的关键在于确保中长期的稳定财源，国家有责任就福岛的复兴和再生制定全面的措施，并迅速持续地执行下去。“今后，我们希望国家确保财源，希望中央政府带头履行复兴福岛的责任。”
根据福岛县政府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福岛县的灾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完成了96%，包括公营住宅、公园、防潮堤、道路桥梁、渔港等。此外，该县正致力于在受灾严重的滨通地区建设一个名为“福岛创新海岸”的产业基地，将在机器人、能源、农林水产业、医疗保健、航空航天等多个领域孕育新产业，预计新增超4000个就业岗位。
日本复兴大臣平泽胜荣在3月7日的NHK节目中表示，政府对东北灾区的重建投入了30多万亿日元，这笔钱绝不会白花。
“我们在防灾方面做得远远不够，钱没有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日本应急救援志愿组织DRT负责人黑泽司对澎湃新闻说，日本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却没有设立防灾厅，也没有组建精锐的官方灾害救援组织，非营利的志愿者组织往往冲在第一线，但却因为经费问题而受到限制。
日本DRT应急救援志愿组织成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黑泽司举例，在德国，人们常常会在灾害现场看到身着蓝色工作服的救援人员，衣服上写有醒目的“THW”，他们来自德国联邦技术救援署（THW），是该国政府组建的志愿者组织，受国家支持。“相较于海外一些国家，日本政府在灾害应对方面还没有拼尽全力。”
福岛在内的日本东北地区已不能承受更多灾害之痛，防灾不力，谈何复兴。福岛大学地震地理学副教授、自然灾害研究专家中村洋介对澎湃新闻表示，东日本大地震的余震可能会持续50年以上，之后可能发生超过8级的余震。近些年来，日本科学界对地下结构的了解比之前更加清晰，但仍然无法预测内陆直下型地震。
“我们现在处于地震多发的时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大地的变动时代’。”日本东北大学灾害科学国际研究所所长今村文彦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要以东日本大地震为契机，“像弹簧一样反弹”，提升防灾能力。他介绍，在最近十年，日本的地震和海啸的实时监测系统发展得非常好。1995年阪神地震发生时，因为没有地震预警系统，伤亡规模很大，在那之后日本便开始在全国设置地震监测器，在“3·11”大地震之后全国设置海啸监测器，预警体制正在不断加强。
不过，在今村文彦看来，防灾意识更为重要。他和日本防灾研究的专家们呼吁政府将每年的3月11日定为“防灾教育和灾害传承日”。“我们在地震灾害中未能充分利用前人留下来的教训，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希望设立防灾教育和传承日。一部分年轻人倾向于遗忘灾难，但不应该这样。”
在筑波大学任教多年的五十岚泰正坦言，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感受到，年轻人认为东日本大地震已成往事，尤其是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人们对东北受灾地区的关心也迅速降温。
“人们对福岛的关注越来越少，可能还将持续下去。”内堀雅雄表示，很多问题待解，但希望能向国内外展现当下“光和影并存的福岛”。
责任编辑：闫颂阳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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